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乡音,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腔调,这就是方言,它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坐落于淮河岸边的蚌埠却有一个很奥妙乡音,既不同于北方的侉腔,又不同于南方的蛮调,其奥妙在于蚌埠腔调百年来竟然不受附近怀远话、五河话,甚至原所属辖县凤阳话的濡染,却固执地保持着更接近北方官话的一种语音风味。更有意思的是,前些时候蚌埠腔调还招惹了天津人前来进行寻根溯源,蚌埠腔调似乎成为天津话的原始母语。

历史上,蚌埠这块土地原系傍淮的农家渔村,地处怀远、五河、凤阳三县的交界处,是个鸡鸣狗叫听三县的地方。加之蚌埠开埠前原有的面积比怀远、五河、凤阳都小得多,这儿的先民理应是从周围县域迁徙而来,土著的蚌埠语音也理应周旋于怀远、五河和凤阳之间,腔调上不会有多大差异。然而细查一下现在蚌埠人所持的语音的确富有浓厚的津帮腔味,能听出许多与津京地区相近语音元素。但仅此就立论是蚌埠腔调影响了现在的天津语,笔者是万万不能赞同的。

有人考证“燕王扫北”,说是明代朱元璋皇四子朱棣因在继承皇位上,被建文帝所忌,被封为燕王赶出了南京,名为扫北,实质是想置燕王于死地。朱棣临去燕京前从皖北、苏北招募了一些人马北迁,形成了天津方言的胚胎。这种推理姑且不论皖北、苏北的方言并非是蚌埠话；也且将燕王所率的北上人口语音能否同化天津卫的乡音置于不议不论之外,就说一点——“燕王扫北”(1400)时,蚌埠远没有开埠,顶多只是个淮河渡口。能有多少人可随燕王北上?

蚌埠出现最早的人口统计是在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凤阳府志》记载:蚌埠这片土地向官府缴纳的租税只有七户半。当然所谓“七户半”指的是宗姓大户,主要是居住在高家庵、蒋家岗、席家沟、施家洼、朱家岗、王郢子、吴郢子等地的宗氏聚落,总户数不过500户左右,全部人口不超过4000人。“燕王扫北”时,蚌埠的人口连这个数也达不到。

天津当时开埠已600多年,人口有数十万人,蚌埠至今开埠才100多年,北上人口又少得可怜。蚌埠腔调连近在咫尺的怀远、五河、凤阳话都颠覆同化不了,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去影响到千里之外比蚌埠大得多的地域乡音母语的呢?

天津档案局、天津卫视来蚌埠进行语音寻根考察,确实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儿:他们发现蚌埠的方言腔调、习惯用语和天津话儿十分贴近,是名符其实的天津方言岛。后来又发现岂止是语言上的相同,还有一些街头小吃的风味,制作的工艺也和天津雷同,甚至在红白喜事许多民俗也与天津十分吻合。让他们的感受就是八个字:“似曾相识”、“一见如故”。

其实这些事儿,只要打开《蚌埠市志》就不难解析其中的奥秘。市志记载:“1909年,津浦铁路、淮河桥修建,蚌埠云集外地两万民工”。由于修建铁路和桥梁都需要有一定的操作技术,当地的农民工是派不上用场的。而这两万多筑路修桥工人,大多数来自天津和河北唐山、保定、石家庄一带。他们所携带的方言语音一下子就覆盖湮没了当时连五千人都不到的蚌埠土著话语,成为蚌埠语音的主流腔调,给蚌埠话注入了崭新的话语旋律和腔调色彩。

随着修建铁路和大桥民工的到来,北方,特别是京津地区一些第三产业也凭借津浦动脉纷纷到蚌埠这个才崛起的新城镇来淘金,活跃在蚌埠商界的河北同乡会就是个明证。京津地区的人在蚌埠多到什么程度,从蚌埠最早萌生的饮食菜系中也能找到佐证。因为在蚌埠餐饮业中形成最早的两大菜系便是以同源茂饭店为首的京津帮菜系,和以金山饭店为首的维杨帮菜系。嗣后天津的小吃:如天津水饺、狗不理包子、天津火烧、天津大麻花都在蚌埠街头纷纷出现。

二十世纪初是蚌埠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时期。据蚌埠人口统计资料,民国22年蚌埠人口达到23389户,96078人；民国24年人口超过10万人；民国26年,人口114385人。这个时期所形成的蚌埠语音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蚌埠话的基础。

这个时期,铁路行业由于职业的特殊性,铁路职工的居住、生活都较其他行业集中。刚开始的铁路工棚后来被建成铁路宿舍,铁路工人有自己的饭厅食堂,有自己的学校、浴池,甚至有自己的商场和俱乐部……而这种生活场对于夹杂有京津地区乡音的蚌埠新方言的稳定、交流、传承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近百年来,蚌埠的腔调始终保持夹带着天津语音的一种特殊味儿,这也就难怪引起天津人的寻根遐想。

不过笔者一直认为:天津别只顾来寻根,倒可以来蚌撷花、摘果。因为蚌埠不仅是火车拉来的城市,而且火车也拉来了蚌埠的腔调。